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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观点

2019-02-26 20:14


  玉文化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古玉器,串起来就是一部璀璨的中华文明史。它的源头在哪里?在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叶舒宪看来,答案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长三角史前文化以玉为神的信仰中。他在新著《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中指出,考古新发现的一系列史前玉礼器群,表明这种玉文化先统一整个长三角地区,而后统一中国。

  “6000年前的中原是仰韶文化时代,长三角地区则是崧泽文化。那时中原玉器不发达,反而先在长三角地区获得大繁荣。玉礼器生产的驱动力是玉石神话信仰,这一史前信仰的逐步传播各地,率先奠定华夏认同的观念基础。”因此,玉文化不仅是江南文化最深远的精神原型,更是早期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

  几千多年前的先人们为何如此喜欢玉?玉文化又是如何从长江流域传入中原,成为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玉文化的发现对于今天重塑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形象又有什么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叶舒宪教授。

  文汇报:我们原先认为,华夏文明的源头在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但你在新著中指出,从时间上来看,我国境内的玉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多年前的东北地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东部一带的兴隆洼文化,将华夏文明发生的视野整整向前又推进了数千年。而从空间上来看,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后统一中国。请你谈谈“统一”的标志是什么?

  叶舒宪:关于长三角,过去有学者也提出过,夏王朝是良渚文化迁移过去的。但学界自古以来就有“中原中心主义”,所谓“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在中原人眼中,长江就是流放人的地方。历史上白居易、元稹被流放到湖北的江陵,“黄芦苦竹绕宅生”,就被瘴气所扰得病了。可是许多人不知道,7000年前,文化发展领先一步的地方就是在长三角一带,而且它不光自己领先,其精神的和物质的遗产传承在良渚文化终结之后,顽强地流传后世——以玉为神的信仰和对玉礼器体系的崇拜,在距今4000年前后传进中原,并在各地推广。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从此以后,玉就成了华夏国家最高等级权力的象征,成为中国版的“权杖”。

  今天,我们通过考古发现来看长三角的文化“大传统”,就能逐渐看明白,长三角地区对神鸟和太阳的崇拜是一致的,以琮、璧、钺为代表的礼制体系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文化又是什么?玉文化先统一了长三角地区,然后沿着长江西传,又越过长江向苏北和山东地区传播,再沿着黄河向上中游地区传播,基本上覆盖了湖北、湖南、四川、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四川的金沙遗址出土了精美的绿色大玉琮,一看形制就知道是从良渚文化传过去的。玉琮最远还传到了河西走廊和珠江流域。所以,我们断言,玉文化先统一中国。靠什么统一?与玉相关的礼制、神话、信仰是统一的关键。大家都认同用玉礼器来祭拜天地和祖宗,后来的统治者也就自然选择用玉礼器来象征国家的统一,那就是秦始皇开创的传国玉玺制度。从公元前221年到1912年清朝覆灭,玉玺象征国家最高统治权的制度从没有改变过。

  文汇报: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复兴,映射着人们对民族自信与文化认同的需求,如何进一步挖掘玉文化,使其真正“活起来”?

  叶舒宪:玉文化的驱动要素是玉石神话信仰。其基本信条是:玉代表天,天也就代表神,神能代表永生不死。在君权神授的观念体制下,传国玉玺上镌刻的八个字,充分体现信仰的力量如何成为华夏国家的权威力量。后来整个封建制度体系都与以“玉文化”传承为其基因和血脉。全世界没有哪个文化有这种现象。但今天我们把“玉”仅仅抛给收藏界,似乎忘记了它在历史上核心价值地位。其实从根源看,玉代表一种先于文明国家而存在的信仰系统,一种史前的拜物教。诸如卞和献玉,完璧归赵,周公东封鲁国“夏后氏之璜”,夏桀修筑瑶台玉门,殷纣王用王室宝玉缠身以自焚,鸿门宴的玉礼如何救了刘邦的命,等等史事,今人看不明白,或当成文学家虚构,其实都不是文学,而是信仰支配的历史书写。直到今天,对玉的信仰在国人生活中依然存在,有句俗语“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还有“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些都是中国人脱口就能说出的。打开《说文解字》,第六个部首就是“玉”旁,共有124个汉字,只有一个字是“不好的”,白璧无瑕的“瑕”字,剩下的全是正面价值。为什么?因为玉代表着神圣和永生不死,谁不喜欢它?中国人的许多比喻都植根于对玉文化的信仰。儒家形容“学习”,就用“如切如磋”。因为儒家才2000多年,“切磋”玉已经有了9000年的实践。儒家的话语体系也离不开“大传统”;道教的神话传说里,天地间的主宰玉皇大帝,也是以“玉”命名。还有在儒家那里,君子的理想人格化,引申为“君子如玉”;在道教那里,“玉皇”代表着修炼长生、永生不死的至高境界。

  凡此种种,可知从文化“大传统”视角重新看待历史,能够理解玉文化先统一中国所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文化影响,乃至铸就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文明国家还没有出现之前,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的意义也非同小可。这虽然是一段完全失落的历史,但是我们今日的学者有责任将其文化形貌和精神复原出来。正是由良渚文化孕育出的文化基因,给随后出现的中原国家夏商周带来玉石神话信仰和玉礼器的统一制度。所以我们研究的虽说是“神话”,但解决的是那些真实的历史的脉络问题。一旦得到深度解读,华夏文明的整个精神脉络就清晰可见了。

  文汇报:在文字、国家形成之前,玉文化已经凭借着人们对它的信仰辐射全国。这就提醒我们,如果仅仅把优秀文化局限在书写的古籍文化,会错过很多东西。你认为我们当如何做好“创世神话”研究?

  叶舒宪:我们的研究对象叫“创世神话”,但实际上做的是“创世神话”和考古新知识的链接。神线世纪初引进汉语界的新知识。早期一批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都是参照着西方研究希腊、罗马和《圣经》神话模式,寻找中国古代的诸如“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故事,要发现文献中的中国神话。我们这一派叫“文学人类学”,和以往的区别是不光看文献,更关注文献以外的其他符号材料。文献的局限在于:一是它出现时间较晚,根本够不到夏商周以前。二是受文字的限制,汉字书写记录集中在中原地区,难以覆盖到整个中国。甲骨文集中出土于安阳,其中没有一个字是写到“长三角”这边的。你要按照文字资料研究长三角文化,就难免作茧自缚,把时空限定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里。文学人类学的优势方法叫“四重证据法”。别人只有文献一重资料。我们除了将出土的汉字材料称为二重证据以外,还有田野作业观察到的民间口传的活态文化,称为“口碑材料”或三重证据,这也包括世界各民族的。还有文物和图像的材料,包括考古新发现的遗址、文物和各种图像及艺术造型等。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考古新发现的知识同传统神话学链接起来,目的就是解读这些来自几千年前的神圣符号。神话往往能够反映远古人类感知世界的思维方式,这些图像材料能够留传下来是非常珍贵的。可惜的是,在如今这种分专业培养和教育下,考古和文博方面的学者集中关注的是出土的地层、年代和文物的材质、种类等;他们不注重研究神话和观念。撰写考古报告也不要求对文物的神话内容做解释。这样就难免把最丰富最深远的那些史前神话给遗失掉了。一般的学院派神话学研究只关注文字典籍书写的受地域限制的小部分神话。文学人类学一派的探索集中在把“神话”观念真正和文明的源流研究融为一体,把有文字的时代视为“小传统”,将无文字的文化时空视为“大传统”。

  文汇报:人们一直认为,江南文化的源头是周朝的“泰伯奔吴”。但是良渚出土的一系列精美的玉器表明,早在7000年前江南就有了很高的文化面貌。你认为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江南文化的源头有什么意义?

  叶舒宪:今天人们对“江南文化”的普遍理解是什么呢?小桥流水、吴侬软语,丝绸刺绣,这些都还是比较浅表的文化,缺乏的是历史的深度。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文化底蕴深厚,就肯定自信。古埃及文明之所以能傲视全球,是因为在5000年前就有了文字。而我们7000年前就有了玉礼器,这才是真正的文化基因层面!璧琮钺组合的玉礼器体系是长三角地区的原创,举世无双。就像玉琮这样的器物,只有在这里先流行起来,后来才逐步传播到中原。玉琮在周代以后就基本不用了。但后代人以玉琮为原型,烧制出一种瓷器,叫琮式瓶,方型的、多为天蓝色,旁边或加上八卦符号,这在明清时期也很流行。这表明长三角数千年文化传承仍没有中断。现代人有责任继往开来。如果说上海要打造一个新的地标性建筑,那么,有一幢玉琮形的摩天建筑,外加良渚人信奉的鸟人神话形象,那就足以体现长三角地区7000年文化底蕴。从河姆渡博物馆到良渚博物院,再到广富林遗址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器物和图像的原型都有很多。江南文化的深远精神原型,将由此散发而出,传播世界,让大玉琮的每一个分节上昭示出神面纹和变形鸟纹的眼睛。

  文汇报:玉文化让我们看到了史前时代长三角在文化上的一体性,这种“大传统”的视角给我们的江南文化研究带来什么启示?

  叶舒宪:“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这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带来非常重要的启迪和新的研究前景。如果大家都充分认识到长三角在5000年前就是一体化的文化格局,那对重塑上海在世人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形象,将会有一场彻底的“翻身仗”。为此,沪苏浙皖要协同作战,不要拘泥于行政区划来分割彼此,要把整个玉文化看成一个史前的文化统一体,用影视大片等现代传播方式,把这种新知识迅速传播给全世界。希望人们亲眼看到:距今7000至4000年前,这个南方王国是什么样的?关键词有:养蚕缫丝、种植水稻、繁复而美妙的玉礼器体系、干栏式建筑和榫卯木器结构,崇拜鸟和太阳,表现为鸟立神坛形象和鸟首盘蛇符号,并且以头戴巨型羽冠的鸟人合体神为主神。

  走出书斋,走向田野。我们启动长三角一体化的史前原型研究,也会引领未来整个文科、文史哲的学术变革的方向。以前我们太依赖文字知识,只知道“小传统”的古书,忽视前文字时代的“大传统”。未来要将新知识普及到中小学的教育中。自古以来按照文献来书写历史的方式将彻底改变。倡导“大传统”新知识,也就等于给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来一次再教育,对传统知识观是具有颠覆意义的。汗牛充栋的古书里没有一部书写到河姆渡、崧泽、良渚、福泉山和广富林。因为以往的历史知识主要是文字教育的结果,所以根本没有这些考古新知识内容,哪会知道有什么“大传统”呢?要不然怎么会把上海的由来讲成200年前“渔村”?一般人们根本不知道在7000年前至4000年前这3000年历史长河中,我们的长三角地区是什么样子。这是学术和教育的双重缺失,需要与时俱进地及早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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